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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义费家村,穿过半亩塘创意园,终于看到并不起眼的“北京现代舞团”,几大间平房,灰色的外墙,落地玻璃窗,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。屋内,收纳的杂物摆放在角落。空旷的排练大厅里,两名舞者正在练功。介绍团长的海报一角已脱离了墙面。团长高艳津子没在,她上午要去见村里的书记,做个告别。前不久,津子做线上课示范时,半月板撕裂了2/3,脚打不了弯。医生嘱咐她,如果还想跳舞,需要尽快手术。手术就在几天后,而舞团两星期内要搬完家。她拄拐也去见了书记。她想把场地延期点时间,因为还有一些孩子在这里学习。这个场地,是北京现代舞团的家,津子和舞蹈演员们“住”了8年,也是他们建团以来,最安稳的一个家。1995年创立的北京现代舞团,津子从舞蹈演员到团长,是唯一一个还在这里坚守的人。成立27年的北京现代舞团,是民办的非营利机构,虽有“北京”前缀,但并不属于国家体制内团体,经济上没有支持。舞团的日常运营、演员的每一分收入,都是他们每一场演出、每一张票的所得。因为经费不足,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——收益少,演员相继离开……最困难时,连租场地排练的钱都没了。崔健形容他们,“民工的生存方式,修行人的追求,最后给大家触发和光芒。”疫情以来,因为演出受限,舞团举步维艰。如今舞团欠了九个月房租,账上几乎没钱,演员连续几个月只拿最低工资1600元。几个月前,在诸多朋友帮助下,舞团开展自救,比如网络授课。但欠账实在太多,加上疫情反复,团长津子不得不再次减少开支,也是舞团目前最大的开销——场地租赁。即使在顺义的农村,近1500平米的地方,一个月五万多,一年房租六十多万。久了,对家有感情。离开家前,舞团想通过舞蹈的方式,跟陪伴他们多年的场地,好好告别。9月初,在舞团排练厅,他们进行了一次名为《行走的云——为了明天的聚会》演出。当时,舞蹈演员仅剩六人,包括团长津子。这是一次没有售票的演出。来现场观看的,是这些年关注舞团的朋友,以及津子的好友。姜文、周国平、黄渤、姚晨、樊登、程琳、程青松、柳青……近百位朋友的到来,让这个并不惹眼的农村,瞬间爆棚。姜文不懂舞蹈,可他看得心惊肉跳。他说自己没看够,没想到是这样的演出方式。“对我来说,挺震撼的。”他们共同见证了一次离别,也是国内现代舞历史上又一个伤感的瞬间。1没有了场地,舞团即将流浪。没什么比没有“家”更难的了。但这不是北京现代舞团第一次没有家。上一次流浪是十多年前。期间,津子带着演员们到贵州大山里,采风、排练,赤脚与大地共舞,创作出了《十月·春之祭》。“曾经有过五年流浪,《十月·春之祭》就是流浪中做的作品,也是我们在流浪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个结果。”津子说。1913年,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祭》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巴黎剧院首演。由于作曲家运用了大量不和谐和弦以及没规律且复杂的节奏,被称为“春之大屠杀”的叛逆之作。在这部作品诞生百年之时,津子很想改编创作。与原作不同,津子的“春之祭”,前面还有“十月”二字。2013年初,该剧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后,再次于天桥剧院上演。当时的津子,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出生。十月怀胎,《十月·春之祭》名字由此得来。斯特拉文斯基想表达对春的祭祀,而津子的作品,融入了东方哲学,是生命的对话。《十月·春之祭》在继承原作叛逆精神基础上,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。最大特色,是融入了崔健的摇滚乐。津子认为,能够与百年前作曲家精神对话,崔健最合适。崔健听了津子的想法后,起初很吃惊,“你怎么找我?我是摇滚乐,《春之祭》是交响乐。”津子说,“老崔,(《春之祭》)交响乐在100年前出来时被所有人骂,愤怒,甚至往舞台上扔酒瓶子,说交响乐是不和谐的、是噪音,因为它打破了音乐规律。”“你试想一下,那个时代的音乐家是摇滚精神,他是用交响乐做了一声呐喊,一次革命一个宣言,所以遭到了这样的遭遇,等大家接受这种生命的声音时,才发现多么精彩。所以今天成为了经典《春之祭》。”“津子你说得太好了。”崔健被打动了。当时崔健在忙演唱会,但他对能与斯特拉文斯基对话的这次机会,其投入程度甚至超过自己的原创作品。那时,崔健坐飞机都在写音乐。飞机一落地,崔健就给津子发去大段大段音乐。津子问他,“老崔,你哪有时间?”崔健说,“我熬夜都在写,我兴奋就想写,停不住。”大众对崔健长期的理解,认为他就应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。其实不是。崔健跟音乐人的交流不需要太多语言,甚至一个动作就能彼此理解。他比较习惯用音乐和动作,捕捉、释放自己的情感。崔健对现代舞的缘分,甚至长于他做摇滚乐。崔健的母亲是跳舞的,父亲也是歌舞团的音乐家,他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长大。当崔健在斯特拉文斯基《春之祭》的基础上,进行音乐改编,并非跨界。他一直关注交响乐,还一直关注现代舞。他就“好这口”。“津子的演出,还有别的(现代舞)团、外国的团到北京演出,我基本上都看。”崔健说。崔健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,“贝多芬,德沃夏克……听太多了,我比较喜欢听有张力的。”“崔健的交响乐艺术修养非常高,他不只是玩流行音乐玩摇滚,他是交响乐团的小号手,他对音乐热爱,他会用另外一种尊重去对话。整个交响乐一分钟都没剪,(崔健)是在交响乐的缝隙里插进东方生命的声音。”津子对「文娱春秋」说。回望十年前的合作,津子说,崔健是很率真的人,“老崔真的很可爱。”而崔健,他只是帮了个忙。一分没要。崔健认为,中国现代舞也许是文艺界唯一的净土,而其他行业不是政治就是商业。“中国的现代舞团能够有机会参与表演,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,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。我们在做《春之祭》的时候,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很多艺术原则,因为你要赶时间。中国能够有像北京现代舞团这样的存在已经非常侥幸了。”崔健多年前对「文娱春秋」团队成员曾这样解释。崔健给舞团写过这样的观后感:他们虔诚得像个教徒,辛苦得像民工,感性得像疯子,理性得像哲学家。崔健说,这就是舞团的生活状态。“他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,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完全不被重视。”2如《十月·春之祭》对生命的希望。八年前,舞团结束了流浪,他们在顺义落脚。姜文、陈凯歌的电影总美术柳青,是给舞团搭台子的人,也是津子的第二任丈夫。津子今天还记得,八年前这里一无所有,“柳青坐在地上,吃着煎饼果子,他用了几个月,把这里改成了舞团的家,玻璃落地窗,灰色的墙……”室内有扇白色的雕花木门,与整体设计格格不入,它曾出现在电影《一步之遥》。柳青改造这里时,《一步之遥》拍完了。他给这扇废弃的门,找到了新的归宿。近1500平米的场地,柳青花了30万,搭建出来了。津子觉得很幸运,也很感激:他给我们搭台跳舞,掌声留给了舞者,而他在幕后。“特别感谢他能背着我们往下走。”帮舞团的人,除了搭上创意经历、体能,自己也贴了很多钱,但从来不说。装修,哪有发票?在村里面买的东西、零件,谁给开发票?“舞团这些年做的所有作品,最无价的就是每个人都是投入自己生命最大的激情,所以为什么叫作品,而不是小品,而不是一个演出。”说到这里,津子潸然。舞团到今天,演员走了一个又一个。津子是建团以来唯一一位留在这里的人。1992年,国内第一个现代舞团——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正式成立。三年后,北京现代舞蹈团成立。当时整个中国,只有这两家现代舞团;而当时的韩国,仅汉城就有20多个现代舞团。北京现代舞团,是北京市第一家靠市场化运作、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。津子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第一批现代舞毕业生,与另七名同学,随舞团的建立而加入。“当时北京歌舞团想有新的代表性的方向。民族歌舞团有民族舞,东方歌舞团有异国情调,而北京歌舞团没有特点,他们想建一个现代舞团——这是未来最新方向,就去舞蹈学院把我们几个人全要过来,创建了北京现代舞团。”舞团刚起步时,挂靠在北京歌舞团,但从成立第一天起,就是独立的,“没有国家支持”。北京歌舞团后来跟别的团整合,现代舞团被清除出来,“因为我们不属于北京歌舞团。”北京现代舞团的第一任艺术总监是金星。1995年清明节,金星做了变性手术。这一年的12月7日,北京现代舞团成立。当时媒体报道:“金星的个人品牌和她对舞蹈的追求,使北京现代舞团很快成为首都舞台上一道炫丽的风景线。”三年后,金星离开舞团。做投资出身的张长城出任艺术总监。张是津子的第一任丈夫。多年来,北京现代舞团走遍世界主流剧院和各大国际艺术节,国际演出邀约不断。张长城曾说,“在亚洲,我不觉得哪个团能和我竞争。”但舞团的得到与艺术成就,不成正比。台湾现代舞团“云门舞集”创办人林怀民,在云门第34年时,曾毫不掩饰其经济窘况,“我现在仍然需要将精力的70%打点现实问题,只有5%用于创作。”但云门舞集每年都会得到台北市政府一大笔赞助,他们还有自己的文教基金会,商业赞助系统也健全。而北京现代舞团,面对的是国内还在起步的文化政策。商业上的赞助,更多是原始的广告。多年前,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曾刊登一篇名为《现代舞:“卖身不卖艺”》的文章。其中,张长城提到,“我绝不允许商业赞助介入到创作中去,除非我们是在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一种结合。”有一家中国企业曾和舞团谈过多次,要求冠名,说“钱不是问题”。张长城则认为“感觉我们成了这家企业的宣传队。”为了市场化运作,张长城曾感慨,“那叫一个不容易。”2009年,张长城担任舞团团长12年后,还是离开了。津子从此独挑大梁,出任艺术总监、团长。回首往事,津子说,“他对舞团做了贡献。他作为管理者,做了那么久,我非常感谢他,他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当我接团的时候,前任团长留下的工作方法,还在身上。”津子的作品并不多产,但都是经典。她被皮娜·鲍什邀请创作舞剧,她带着舞团在欧美最主流的剧院演过上百场,她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创作了《三更雨·愿》......而津子最不擅长的,就是管理。多年前,津子鼓起勇气,给当年的老师金星打了个电话,“我特别能理解你当初作为艺术总监,你有多难,我还给你……”她打电话跟金星说:“我特别抱歉,作为演员之一,我当时让你很难管理。我当时觉得我没错,就应该是这样的,我对自己的认知和个性是非常真实的,但我今天成熟了以后回头看,自己那点个性不重要。这个专业舞蹈团对于大家的价值才是重要的。”金星听了,“津子,我特别感动,近二十年后,你会给我打这个电话。”她们之间的不快和别扭,就此烟消云散。津子承认年轻时的不成熟,她希望能够安抚金星当时的委屈。离开北京现代舞团后,金星到上海创立了金星舞蹈团。相比舞蹈家身份,金星这些年最耀眼的,是她在电视综艺上的“毒舌”。金星曾对「文娱春秋」团队成员坦言,自己做电视的真正目的,是为了养活舞团,拿上电视挣的钱,养活自己的爱好。事实上,津子和舞团并非没有赚钱的机会。但她一度拒绝,比如拒绝上春晚。津子有自己的坚持,第一,不能伴舞,但上春晚只能伴舞。她觉得,这是一年一度全国人民的艺术赏析课,(作为伴舞)有误导,所以宁愿不上。第二,不能娱乐化。第三,春晚一般把演员耗在那儿两三个月,耗完了给个盒饭,“不尊重我们,作为没有国家工资发的团,我们耗不起。”不上的原因还有一个:只要上央视这样的平台,要不断地审核。由于对现代舞的理解不充分,审核很容易就变成通俗舞蹈、流行舞蹈,好看是好看,但现代舞是很深情感内在和思考的舞,春晚的舞台上,体现不了。2019年进入舞团的演员曾金,在舞团只能发一千多底薪时,他白天跳舞,下班兼职送外卖。津子对此很欣赏,“电脑能算出所有人的动作,言语之后你都不需要跳舞。但是,只有生命真真实实体验的部分,让你不会成为行尸走肉。”她觉得,“今天的演员可以看到很多视野,你缺信心吗?你又不封闭?但你缺什么?缺经历,缺站在不同人身上去感受的情感。”曾金说,相比对演员肢体上的训练,津子更看重内心对艺术的感知,比如让他们看《道德经》等。“这特别重要。真正你能够突围成长,不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,而是在生活中。”津子说。不久前,杨丽萍在网络上伤感:《云南映象》演出团队暂时解散。津子对杨丽萍不予评价,不过,她认为,“杨丽萍在我们来看不属于现代舞,她只是舞蹈,属于民族当代舞。她更多的意识和观念是民族文化的,但她有很多现代舞概念和形式感,所以是一个当代民族舞在进步在发展、在创造。”对于金星对舞蹈的态度,津子说,“她是一个非常生动可爱睿智的人,但每个人对自己命运解释不一样。她是怎么解释自己对艺术的态度,一般人是不会懂的。”对于现代舞的精神,津子说,从自己当舞蹈演员时,观念就没有变过。“我在哪,哪是舞台,这是我16岁说的话。我要让全民起舞,是我18岁时说的话。”央视有句著名的广告语——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。而津子觉得,“心有多灵动,人才有多自由,所以看得见我的地方就是舞台。”“为什么我要把一个舞台设计好,等哪天哪月房租弄好才去(跳舞)?已经晚了,生命的当每个当下就应该开始了,就地出发。”津子认为,现代舞最重要的内核——面对生命真相的艺术,是不断修行、完整自己和成长的过程。3